胜利山上 红星闪耀 ——追寻红军在陕西的长征足

作者:回馈社会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志丹县采访时,红军大学艰苦的办学条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这些写在了《西行漫记》一书中。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的纪念碑。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1936年6月1日,红军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7月,‘红大’随同党中央机关一起搬迁到志丹。”志丹县文管所所长李建翔介绍:“当时,学校把山崖上的烂窑破洞作为办学校舍。党支部发动学员自己动手,清除窑洞内外的杂草垃圾,选择最大的窑洞当教室,糊黑板、砌讲台、垒石凳,整理出了极其简陋的教室。将其他窑洞当宿舍,铺上木板和糜草做睡铺。”

吴起红军小学的同学在节假日利用快板、说唱等形式,为游客讲解和宣传长征精神。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谈起“红大”当时办学的艰苦,志丹县党史办原主任刘志学深有感触:“红军大学当时的主要教材就是讲义,讲义要自己动手刻板、油印。由于纸张紧缺,刻印的讲义有白纸、黄纸,还有红纸、绿纸,印得不清楚,看起来很费劲。甚至,有些讲义的纸张是用敌人飞机撒下的传单翻过来刻印的,而且,学员们吃的是带糠皮的小米饭、土豆和白菜,有时没咸盐吃。”

媒体记者们在瓦窑堡会议旧址采访。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面对艰苦条件,学员们在学习上也是如饥似渴、格外用功,中央领导和学校负责人知道后,多次要求学员劳逸结合,不能把身体搞垮。规定必须过星期天,不准留在窑洞里,要到室外去娱乐。可是,很多学员还是悄悄带上书,在山野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偶尔放声高歌,憧憬革命的未来。”刘志学接着说。李建翔补充道:“根据我们后来的走访和部分学员的回忆,当时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也能够反映出学员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旧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陕北吴起胜利山上,两株百年杜梨树枝繁叶茂。“切尾巴战役”的炮火声,似乎仍可听见。

  有一天,教育长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快来看,你们的身价又提高了!学员一看,是国民党的悬赏告示,上面说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按职务大小奖励大洋若干。学员们一看,仅红军大学一科全体学员的“脑壳”加起来,就值好几百万元。

“切尾巴战役”、直罗镇战役、榆林桥战役,一个个重要的节点,为红军长征落脚延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会师、瓦窑堡会议、东征抗日,为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带来了希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大学一期各科学员没有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936年12月底分赴各主力部队及各条战线。”采访现场,志丹县党史办主任屈永明介绍说,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党中央机关迁往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之后也是“越抗越大”。

红军在陕西的足迹,遍布三秦大地。近日,我们再次踏上红军长征路,感悟那些红色故事蕴含的伟大精神。

红二十五军奋勇北上

前不久,陕西延川永坪会师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讲解员生动的故事把大家带回了1935年的夏天。

1935年7月2日,陕西省山阳县袁家沟口,伴随着一阵阵激昂嘹亮的军号声,红军战士像奔腾的黄河水一般冲向敌军,敌军立即乱作一团。这是一场极为出色的歼灭战,共毙敌300余人,俘获1400余人。

这支勇猛的队伍就是红二十五军,他们是一支由徐海东率领的十六七岁“娃娃们”组成的生力军。这次全胜,鼓舞了士气,使敌军各部畏缩不前。

紧接着,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到达秦岭北麓。由于没有电台,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北上?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

7月15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今西安市长安区内)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继续北上!7月16日,红二十五军沿秦岭北麓冒雨从沣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

经过两个月的跋涉和战斗,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经过会议决定,红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为什么选择永坪这个小镇会师?延川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冯延东介绍:“永坪镇早在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就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心,是西北红军的根据地。”

走在永坪镇的大街上,“永坪会师”的雕塑傲然耸立在道路环岛中央。

延安甘泉县劳山战役烈士陵园松柏环绕,郁郁葱葱。33座无名红军墓安静地躺在陵园中。墓地上的红星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那场大获全胜的战斗跃然眼前。

1935年9月,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刚成立的红十五军团研究制定了反“围剿”的作战计划。“10月1日,经过6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全胜,劳山战役共歼敌3700人,缴获军用物资不计其数。”甘泉县党史办原主任史云楼说。

劳山战役的胜利,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这些为革命牺牲的红军身上,能找到我们要寻找的初心。”在劳山战役烈士陵园,甘泉县劳山乡党委书记杨海军告诉记者,如今这里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红色文化教学基地。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

1935年9月,得知陕北红军活动消息,在甘肃哈达铺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要到陕北落脚。

榆林市定边县铁角城村是连接陕西、甘肃两省的交通要道,村中心的傍山道路,纵横数百里,是陇东入陕的一个必经驿站。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左路和右路顺利进入陕西定边县境内。虽然红军在这里只短暂停留,当地村民却印象深刻。

56岁的村民董玉飞家里有个传家宝,是两对茶壶。“红军队伍离开时,爷爷董发太给红军战士们装上了两背袋粮食,红军战士拗不过,就拿出了两对茶壶赠予他们作为答谢。”说到这里,董玉飞自豪地拿出茶壶展示给记者,他说:“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会让孩子一直传承下去!”

距吴起县城西南方向4公里处的大峁梁上有个开阔的山头,以前叫平台山。如今,在山头平坦处的两棵葱绿的杜梨树下,一尊铜像格外醒目:毛泽东坐在行军床上,一手按着作战图,神情自若、目视远方……

对面山头上,遥相呼应还有一尊铜像。“那是彭德怀将军正迎风策马向主席传递胜利的捷报。”吴起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吕军向记者介绍说。

早在中央红军离甘入陕之际,国民党军就在陕甘交界的河连湾集结,敌先头部队于10月18日晚到达铁边城以西的油寺一带宿营,距中央红军后卫部队仅有20余里。国民党军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气势汹汹地顺头道川奔驰而下,由正面推进,妄图歼灭疲惫不堪的红军。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国民党军就追到了苏区大门口。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敌情做了认真的研究后,迅速达成一致:打退追兵,绝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在彭德怀指挥下,19日晚至20日早晨,红军主力分别进入阵地布防。一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之间的大峁梁上,在敌之左侧,二纵队埋伏在头道川、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之右侧,三纵队埋伏在洛河东岸的燕窝梁上,在敌之正面。红军布下了“口袋战术”准备全歼来犯之敌。

21日7时,战斗打响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取得胜利。战役总计毙伤俘敌人2000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数十门(挺),缴获战马1720多匹。

至此,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中央红军在长征的最后一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图谋破产。

“‘切尾巴战役’胜利以后,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场战役,将原来的平台山更名为胜利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讲解员强小芳向游客介绍说。

“红军到达吴起镇看到了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顿时欢呼跳跃。”吴起县旅游局原局长马广千向记者介绍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战士邓飞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长征途中,我们无论是渡湘江、翻雪山还是过草地,尤其是打完了一仗,眼巴巴地瞅着满地的伤病员无处安置时,我们就格外想念苏维埃,想念苏区人民。如今,看到苏维埃的牌子,我们怎能不欢呼,怎能不热血沸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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