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我的日记nba买球:

作者:集团文学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②,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最近我在《花城》杂志上读到杨沫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单是开头的一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就使我浑身颤栗,作者好像用⑼钒岩桓鲎忠桓鲎执蚪我的灵魂。短短的一两页篇幅的文字记录了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被斗、挨打的真实情况,这批斗,这痛打,导致了老舍同志的死亡。杨沫同志坦率地说:“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我们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惨痛经验。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伤残饮恨终身,更多的人怀着余悸活到现在。把当时的情况记录在日记里保存下来、发表出来的,杨沫同志似乎是第一个。作者的勇气使我钦佩。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开头。对这个开头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伤疤不必揭露;有人说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伤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橱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我被罚做牛做马,自己也甘心长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只有牢牢记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现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卫后代,我看杨沫同志这个头开得好。

  称赞了别人以后我回顾自己,我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记让作家协会分会的造反派拿去。以后我停笔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开始写日记,那时我在作协分会的“牛棚”里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当时还写过《劳动日记》,给“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两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了。《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接着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当然我在短短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我想几年以后自己重读它们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总之我当时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没有杨沫同志的那种想法,更谈不到什么勇气。但即便是我写的那样的日记也不能继续下去。到这年八月底几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勒令我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在那里住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把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批斗,让我在学生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释放回家。我的日记却不知给扔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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